曹睿的能力与曹丕比如何？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可以肯定的说曹丕、曹睿才能自然不能和曹操相比拟。但是曹丕和曹睿的能力我们不妨分述之。

一、曹丕继位前的政治倾向

曹丕主要是一代封建帝王,而不仅仅是个普通的文人学士。因此,其思想、行为方式的通达,必然更多地影响到他的政治倾向和统治“作风”。发生在建安十四年(209)的田畴辞封事件?,第一次较为明确地表露了曹丕的政治倾向。

田畴,右北平无终人,曾为幽州牧刘虞从事,年少知名。曹操北征乌丸,田畴为向导立功。曹操论功,封畴亭侯,邑500户,畴固辞不受。其后曹操征荆州还,“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曰:‘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因而提出以前爵封畴。

田畴上书以死自誓,绝不肯受。由此引发出如何处理田畴辞封事的朝廷争议。

《三国志》卷一一《田畴传》记载:

有司劾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太祖(曹操)重其事,依违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议,世子以畴同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宜勿夺以优其节。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亦以为可听。

曹操坚持加封田畴，固然因其功劳很大，更重要的是要维护“以庸制禄”的原则，不愿因一人而“亏王法大制”。这是一种法治态度，强调的是国家制度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有司”弹劾田畴，建议“免官加刑”，正是秉承曹操旨意。曹丕以“世子”身份参与议论，他把田畴辞封与古人的高义行为相提并论，建议勿夺其志而优奖其节操。

这个意见得到了荀彧、钟繇的支持。这是曹操集团内部有关治国之策的一次政见交锋。《田畴传》注引《魏书》摘要载录了曹丕等人的议论。曹丕谓“免官加刑，于法为重”，希望在执法方面打些折扣；而荀或认为“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期于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圣人因而成之”，更从“圣人”之治的观点出发，要求成全田畴之志。就曹丕而言，他未必像荀彧那样从“圣人”之治的角度看问题，但他不赞成依法处置田畴，表现出通达的政治态度，而这正是对曹操厉行法治的偏违与背离。

从另一方面说，田畴辞封反映的是东汉时期盛行的名士行为，这类行为受到世家大族的赞赏，曹丕与大族出身的荀彧、钟繇观点接近，说明其“慕通达”是符合大族志趣、利益的。

以上议“田畴辞封”，都发生在曹丕即位称帝之前，说明他在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已经呈现出废弛名教、容忍个性自由，以及背离法治、放任世家大族的倾向，正是其“慕通达”在政治方面的最初内容。循此线索，我们可以对曹丕在位期间的主要施政措施作进一步考察。

二、曹丕继位后的政治作为

大凡帝王统治国家，主要在于确立治国方略和选驭将相，即以何方略治理国家，以何准则选驭将相。曹丕也不例外，当他篡汉登基后，首先考虑的就是确立一套适应新形势的统治思想。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称：“（文帝）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并曾撰著《太宗论》，褒赞汉文帝有“大人之量”。看来，曹丕决意做一个“宽仁玄默”的守成之君，采取比较宽松的统治方式；进一步说，他力图采取“宽仁玄默”的治国方略，即在新形势下实施“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

但是，曹丕继承曹操的基业，是个政治上成熟的守成之君，曹操成功的法治之术，他不会也不能贸然废弃；而曹操“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教令，为他在新形势下实现由“赏功能”到“尚德行”的政治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此，曹丕统治时期，实际上一面因循法治，一面积极倡导儒教。最高治国方略与实际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脱节，以及实际政策措施存在儒法矛盾，给曹丕施政造成了困难。

还在曹丕称魏王的那几个月里，就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全面推行九品官人法。据近人研究，这项制度实际萌芽于曹操统治的建安年间，本意是使选举“核之乡闾”，同时有加强中央对地方舆论控制的意图。

曹丕在位期间，“儒雅并进”，而先前那些以“事能”进用的官员，大多“冗散里巷”。他倡导儒学，下诏封孔子后代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令鲁郡修复旧庙，“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黄初五年，又恢复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他还把崇儒的政治倾向贯彻到吏治之中，曾按官吏是否持有“儒术”划界，分别称作“驳吏”、“纯吏”。曹丕所做的这些，表明他致力于恢复一个崇尚德行的治平之世。然而，他这样做的实际情形和效果又如何呢?

明帝时傅嘏著文称：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

傅嘏说的是当时情况，但渊源却在黄初。按他的说法，九品官人法创立后，从来就没有在恢复乡举里选的基础上施行，吏部掌握的“品状”、“薄伐”，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人才的实才和德行。如此选举，不但人才良莠不齐，也无法做到崇尚德行，奖励风俗。另据史载，太学自初立至明帝朝，鲜有成就，“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看来，曹丕崇儒，也有名少实，更谈不上由此达成名教之治。

按照曹丕的设想，官员在出据州郡之前，都要先历散骑，以便亲聆教诲，知治民“指归”，从而普遍提高州郡长吏“宰官治民”的素质。又据史籍记载，“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因此，这个构想的实质，一方面是加强对地方州郡的控制，一方面是促成刺史、郡守的儒士化，仍然属儒法并用的基调。可是，以天下州郡之多，这个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充满了浪漫色彩。这是一则充分反映曹丕施政特色的实例。

以曹氏、夏侯氏宗族为核心的“谯沛人”，是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他们主要是掌管军事，在军队中拥有强大势力。继续倚仗曹氏、夏侯氏宗族等谁沛人，是曹丕的一项基本政策。

延康元年(220)曹丕即王位及称帝(改元黄初)之后，拜夏侯惇为大将军，居武职之首；曹仁为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曹真为镇西将军，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曹休为镇南将军，都督诸军事；夏侯尚为征南将军，都督南方诸军事，分处方面之任；许褚为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

以上授职大体遵循着曹操唯才是用的原则，但也存在问题。比如，夏侯“性无武略，而好治生”，仅因年少时与曹丕亲密，就被授以方面重任。夏侯尚因与曹丕亲善而结为“布衣之交”，除被授予重任外，还特见宠待。

曹丕曾赐夏侯尚手诏云：“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被蒋济称为“见亡国之语”。曹丕对夏侯楙不因材授职，对夏侯尚以“作威作福，杀人活人”相纵容，都表现了通达不羁、背离法治的一面。

构成统治集团核心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曹丕为太子时的知交。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都是曹丕的心腹亲信。陈群是颍川荀、钟、陈三个大族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荀彧的女婿。荀彧、荀攸去世后，陈群进位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成为“颍川集团”的后进领袖。

《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称：“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在此之前或同时，曹丕与荀彧、荀攸、钟繇等都深相结纳。曹丕称帝后，陈群实际居宰辅职任；从曹操、曹丕与颍川集团的关系演变看，这种安排无疑是曹操联合颍川集团政策的延续。

司马懿等人的情况则不同。司马懿最初拒绝曹操辟召，后勉强出仕，但未受重用。司马懿发迹缘于他亲附曹丕。据上引资料，他任太子中庶子时，“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所谓“大谋奇策”，王鸣盛认为就是“篡汉阴谋”，说明他因参与篡汉密谋而深得曹丕信重。曹丕称帝后，司马懿位望日隆，与陈群对掌朝政。此外，吴质官至振威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居方面之任；朱铄官至中领军，为中军主将，都受到重用。

在曹丕与其东宫“四友”的关系中，反映出背离名教又不遵奉法治的倾向，而他对司马懿信重的程度，尤其引人注目。

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两次南征孙吴，授命司马懿镇守许昌，录尚书事。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前，遗诏司马懿与曹真、陈群辅政，并诏太子：“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确定了司马懿的顾命大臣地位，从而奠定了司马氏势力发展的权力基础。

如果说曹真、陈群的元勋地位是自曹操以来倚仗谯沛人、联合颍川集团政策的产物，那么，司马懿的崛起完全是曹丕宠信的结果，更何况曹丕在位期间，司马懿并无任何重大作为。正因如此，明帝时高堂隆上疏提到“黄初之际”，犹有凛然之意，他提出“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建议对前朝的失误采取补救措施。

总之，在选拔将相、组成统治集团核心这类重大决策方面，曹丕存在着超出法治、名教的“通达”倾向。“

东汉政权的瓦解宣告了名教之治的崩溃，各种治世救弊的社会思潮应时而生。建安年间的当权者曹操从现实政治出发，实行“名法之治”。

他以强有力的措施，“破浮华交会之徒”，“整齐风俗”，“重豪强兼并之法”，“唯才是举”，通过这些手段，强化了集权统治。不过，曹操本人也知道，他的这套做法不可能长久坚持下去，因此，他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双重准则，一旦时势变化，一切都将回复到以前的老路上去。

曹操当权时，曹丕已经参与政事，他对曹操的所作所为和这个时代的矛盾是清楚的。当他篡汉登基后，实现由“赏功能”到“尚德行”的政治转变，已是势所必然。但是，曹操的一些法治措施，既然行之已久、并正在发挥作用，自然不能遽然彻底废弃；而名教之治业已崩溃，客观上不可能立即恢复，况且，曹丕以汉臣篡汉，违反名教的忠君之义，主观上也不便倡导名教。曹丕以“宽仁玄默”、尊奉黄老为最高宗旨，实际上有调和儒、法，混一统治思想的意图。

三、曹睿的政治作为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世语》载，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召见侍中刘晔，交谈尽日；刘晔出见众人，称明帝“秦始皇、汉孝武之侍，才具微不及耳”。刘晔素以知人著称，其看法应当有一定的道理。

无独有偶，陈寿为明帝作评云：“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明帝营造“宫馆”，乃是“追秦皇、汉武”。对照刘晔、陈寿的看法，两人都是把魏明帝视作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君主。秦皇、汉武皆师心自用，专制用权，秦始皇尤其以严刑峻法著称，稽诸史实，魏明帝是否也有类似的举措呢?

明帝本纪注引《魏书》称其未即位前，“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这就预示着他登基后有可能采取法治方针。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太和三年(229)十月，明帝改平望观为听讼观，他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至决断大狱，常亲临观中聆听。青龙二年(234)二月，为避免鞭刑过重而致人死命，明帝下诏“减鞭杖之制，著于令”。同年十二月，“诏有司删定大辟，减死罪”。

明帝再三申明宽刑少狱的宗旨，强调“往者按大辟之条，多所蠲除”“而郡国蔽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即天下死罪情况依然深重；他要求有关部门“议狱缓死，务从宽简”，并责成自廷尉以下的各级狱官亲自审理死罪案，甚至于他本人也准备介入死罪案的审理事务，力图通过各个环节减少死刑。以上都是明帝在刑狱方面重视并改善法治的表现。

自秦汉以来，律令相承，累有增益，以至律文繁复，歧互丛生，加上汉儒章句解释达十余家之多，议罪时也用作参考，从而给量罪定刑造成许多弊端。明帝为此下诏，规定议罪时“但用郑氏(郑玄)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以后又下诏改定刑制，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刘劭)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通过上述努力，使曹魏王朝的法治条件大为改善。

明帝颇重吏治，体察下情。他曾“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又曾驾车到尚书省，拟案行文书。在选拔任用官吏方面，明帝注重实际才能，抑黜浮华，主张“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他授命刘劭作《都官考课》，拟实施考绩之法，对百官加以督导；虽然事未施行，却反映了他依法管理官吏的思想。

本纪注引《魏书》称明帝“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谵毁之端”，应该是实情。此外，在管理军将及边郡长吏方面，明帝继承了前代的成法并有所发展。

大凡任法者必兼用权术，权、法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往往是相辅相成的。魏明帝强化集权统治，专制用权，情况相当突出。文帝曹丕去世前，深恐太子曹睿不能独立处理政事，遗诏由重臣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等辅政。

明帝即位后，将以上四人“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并不受其掣肘。他还对前朝的用人任事做法作了调整。安西将军夏侯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太和二年被征还为尚书。振威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吴质为文帝宠臣，此人“估威肆行”，太和四年被征还为侍中。

明帝初即位时的朝政形势，曾受到敌国君臣的关注，吴主孙权与陆逊、诸葛谨等议事时说到：“闻任陈长文(陈群)、曹子丹(曹真)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

吴国胡综还因吴质“颇见猜疑”的传闻，伪为吴质作降文三条。然而，正如裴松之所说，“魏明帝一时明主，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胡综的伪降文，亦未对曹魏政局产生影响。列明帝用权，颇为注重裁抑臣下和维护自身地位。《太平御览》引《傅子》载：“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采章。”

据本纪载，景初元年(237)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武)[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这种“逆制祖宗”、“豫自尊显”的做法，因违背传统礼制而遭到后人谴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帝师心自用、自我尊大的一面。

四、曹睿政治之失

魏明帝在运用权、法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失误。以下我们对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略作考察。

首先，修治宫室，极尽奢华。

太和六年(232)，明帝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这是他修治宫室之始。青龙三年(235)，明帝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因辛毗劝谏而止。由于崇华殿火灾，复立崇华殿，更名为九龙。其时“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其次，用法峻急，率意而行。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载：“是时，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又任用校事，“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景初间，宫室盛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卒”，王肃为此特意上疏劝谏。明帝“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规谏，明帝置之不理。上述两个方面，都是明帝专制用权而扰乱民生之弊政。

再次，在统御百官方面，明帝宠信近侍，疏远大臣。

文帝在位时，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共掌机密。明帝即位后，更加宠任刘、孙二人。据史载，“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蒋济为此上疏，剖析宠信“近习”的危害，指出“人君犹不可悉天下事以适己明，当有所付”，即应当将权力适当下放给大臣。明帝虽然褒奖蒋济“忠诚”，似乎并未接受其劝告。

这里需要指出，明帝是按照“料简功能”的一贯原则来任用、驾驭大臣的。冗从仆射毕轨推荐辛毗代王思为尚书仆射，明帝不从，因为辛毗虽然“亮直”，却不及王思能“效力”。陈群以司空录尚书事，侍中吴质对明帝称“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明帝深表赞同，发切诏督责陈群。

陈群历任曹操、曹丕，累当重任，虽说是“从容之士”，短于事功，但在群臣中深孚众望，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明帝仅以“功能”一项标准看待他，自然失之偏颇；而以陈群的声望，发切诏责之，更有失君臣和谐之道。

从另一方面说，明帝统治后期，司马懿专擅疆场，主持对蜀战事并率军讨平辽东，也是因为司马懿擅长用兵，而明帝坚持“料简功能”的用人原则使然。但是，当时明帝已对司马懿是不是“社稷之臣”产生怀疑，却不考虑对其权势有所裁抑，而是任其发展，视其坐大。这不能不说是明帝昧于形势，用权不足。

最后，在维护皇权方面的失误。

以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为代表的曹氏、夏侯氏宗族是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以后形成为曹魏王朝的重要支柱。明帝即位后，继承了这份遗产。但是，曹休、曹真在太和二年(228)、五年相继去世后，曹魏王朝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亲皇室势力对军权的控制极大减弱。

客观形势要求明帝作出必要的反应。太和五年八月，明帝下诏，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领嫡子一人朝聘，始开解除宗室禁锢之端。太和六年二月，改封诸侯王，以郡为国。这表明明帝已经注意到曹休、曹真过世后亲皇室势力削弱的现状，试图有所举措。

后来，明帝又诏孙资云：“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明帝所说的“亲人”，主要是指上述曹氏、夏侯氏宗族；至于宗室，他仍存有疑虑。实际上，明帝确实在这方面有所安排。

当他病重时，最初拟定的辅政班子中，以燕王曹宇为首，有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曹宇是曹操之子，他被明帝授予辅政重任，事出仓促；一旦刘放、孙资搬出“藩王不得辅政”的“先帝诏敕”，明帝便将他罢免。

其余四人中，夏侯献、曹爽、曹肇都属曹氏、夏侯氏宗族，秦朗则是曹操的“假子”，都占据着中军要职。然而，仔细考究，明帝在培植亲皇室势力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相当不够的。他在位期间，宗室王公“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禁防壅隔，同于囹圄”的情况并无实质性变化。

这显然是承曹操、曹丕创制著令之余绪，不愿因诸侯预政而败坏朝纲，事既出于“公心”，我们当然不宜过分指责。

但是，在发挥曹氏、夏侯氏宗族的匡辅作用方面，明帝是可以有更大作为的。查《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曹氏、夏侯氏宗族子弟中，具文武才略者颇不乏人，如果有选择地加以培植，授以重任，应该能形成相当势力，拱卫皇室。

再就上述占据中军要职的夏侯献、曹爽、曹肇、秦朗等而言，除秦朗曾在青龙元年(233)率军出击鲜卑外，其余三人都不曾有领兵作战的经历，因而很难形成持久有效的权势。各种情况表明，明帝在亲皇室势力明显削弱的形势下，虽然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却不敢大胆决策，着力扶植亲信势力，表现出权谋不足的缺陷。

魏明帝在处理统治集团上层关系，维护皇权方面的失误较为显著。当他病重，拟定辅政班子时，这方面的弊病便彻底暴露出来。在确定辅政班子的全过程中，除了刘放、孙资等近臣，夏侯献、曹爽、曹肇等曹氏、夏侯氏宗族子弟外，竟无一位大臣参与，而明帝改变初衷，最终确定以曹爽、司马懿辅政，则完全是刘放、孙资一手操纵的。

明帝亲近侍、疏大臣的弊端，在此关键时刻看得最为清楚。待到明帝去世，齐王继位，魏室衰微之势已是积重难返，终于被司马懿迁移政鼎。后人批评明帝“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是中肯的。

对比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也更加相信，魏室之亡并非由其政治腐败而丧失民心，实是统治集团上层权力斗争的结果。

由此，综合各方面，曹睿在能力上要比曹丕强一些，但是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否认，曹睿在身后事安排上的缺陷直接导致魏亡。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