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沿途有重兵把守，张作霖的专列为何还被炸了？

奉系一直以来，主要是靠着日本的支持才具备问鼎中原的实力的，但是精明如张作霖，是不想背上卖国贼的骂名的，所以他对于日本的无理索求多半是虚与委蛇。就如同前面我们所指出的，在那个时代，不依附列强就无法自保，更何谈发展。关键是要善于应对，以免落人以口实。就在北伐期间，眼见奉系的生存危机加重，日本方面便开始试着趁火打劫，以迫使奉张就范。但与此同时，奉系内部的不满和民族主义也有所增长，毕竟在“反帝”大潮席卷中国的时候，要想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身家清白。于是，日本与奉系之间的矛盾日渐发展。东方会议结束后，1927年7月20日，田中首相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命他以坚决态度迫使“东三省方面深思反省”（“反省”这种用词反映了日本的傲慢无礼，这不是对等的主权国家间的外交用语），以便阻止奉方“违反条约”的“非法措施”，进而谋求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吉田茂是日本著名的亲英美派，也是二战后的著名政治家、首相，在战后日本的崛起问题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是他早年在任奉天总领事时，一味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实际上要把东三省从中国本土中分割出去。他的态度虽很强硬，但与关东军用阴谋诡计制造‘满洲国’这类傀儡政权的政策丝毫无共同之处。”【15】在谈判中，奉方没有按期给日方以答复，并拒绝了日方再次会晤的要求。日方恼羞成怒，8月4日吉田特向奉方当局送交强硬通告，声称日本将立即“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与此同时，应吉田的请求，驻朝鲜日军在临江对岸的中江镇特意举行了军事演习，以对奉方实行武力威胁。日本的这种流氓行为，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激起了奉方上至将领下到民众的一致不满、抗议。此前，张作霖在召见日本驻华武官本庄繁时，就曾警告说，假如日本在临江强行设立领事馆，必将遭到中国民众的暴力反抗。8月6日，杨宇霆在会见本庄时，也曾强硬地表示：由于你方的强硬威胁，要阻止我方的军用列车通过，我方将单独修建铁路。不过，较之以往，奉张此时确实更需要日本的大力支持，因此他们在示强的同时，也在不断暗示对方：假如日本能够放弃这种威逼强索的高压政策，中方还是愿意同日本谋求权益上的一定妥协。日方接受了这种暗示，于是以芳泽谦吉代替了吉田。芳泽立即会见了张作霖、杨宇霆，要求逐项解决日方的议案。此时，各大报刊正在不断披露日本企图扩大满蒙侵略特权的种种消息；在地方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东三省民众的反日爱国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这不过是老张故意耍的花招，有鉴于舆论的巨大“压力”，老张便把谈判的责任推给了杨宇霆，杨则表示交涉的地点应在奉天。奉方以推诿、拖延战术相抗，既希望获得日本的支持，又不失过多的权益。东北地区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震动。日本方面不得不于9月7日向奉张发出了严厉警告，要求对方彻底取缔此类反日活动。张作霖也担心运动失控，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电令奉天省长莫德惠，要他设法阻止于10日将要举行的反日示威大游行。由于控制得力，东三省的民众运动渐次被收束，而为了摆脱日本的控制，奉方则加紧了铁路修筑。从1924年开始，奉方就已在自行集资修建铁路，这也是应东北爱国官绅和民族工商界自办铁路的强烈要求。东北当局的首要目标是将三省的省会连为一气，进而逐渐伸展，以构成与南满铁路相抗衡的独立的交通网络。奉方自建铁路，势必对于日本以南满铁路为核心的殖民资本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日方百般阻挠、刁难。东北地方当局一面在外交上敷衍推搪，一面采取速战速决的施工方针，试图以既成事实来堵塞日方的抗议。由此，更加恶化了日奉双方的政治关系。然而，面对日渐加重的危机，为筹措军费而殚精竭虑的张作霖，只能以随机应变的江湖战术，在出卖国家权益与确保统治地位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拖延战术，日奉双方的签约谈判还是毫无进展，这令日方头痛不已。“济南惨案”发生以后，日方乘机秘密警告张作霖，告知如能迅速签订满蒙铁路合同，将有助于奉方摆脱困境。这令四面楚歌中的老张非常动心。不过，奉方内部反对签约的声音不断，老张为此踌躇不决；日方再次施加压力，老张只好批准了签字事宜。不过，老谋深算如张作霖，还是在签约时耍了一个花招：满蒙五路承造合同虽然签署了四项，但在法律程序上都存在疵病，敦图、长大两项合同虽有官方正式手续，但签署人赵镇在合同签字后第二天才被任命为代理次长，获得兼管部务的法律资格。洮索、延海两项合同，依然是以张作霖私人名义签署。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合同的落款处，竟没有写上日期和姓名。日方代表在事后补填上日期及“张大元帅阁下”字样。显然，奉方故意疏漏，以留下日后毁约的口实。【16】面对如此大患，奉系内部的要人张作相、钟毓等人有些看不过去，便秘密运动各地发起抗议活动，由此导致日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惊天的巨响传来，引发了中日朝野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强烈震动……面对北伐军的强大攻势，奉张在华北已经很难立足，老张已经做好了随时卷铺盖回老家的准备。第一、第二集团军在山东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安国军，第三集团军也颇有斩获。5月9日，阎锡山部占领石家庄、正定。12日，韩复榘部北上与阎部在石家庄实现会师。眼见胜利眼见在望，阎竟电告冯：第三集团军可独力担当石家庄以北京汉线上的军事，无需再劳烦第二集团军。冯大为不悦，于15日称病，径自赴豫北卫辉县百泉“休养”，他还要找个机会好好报复一个阎老西。19日，蒋到达郑州，与冯会商进军京津的计划。此时，第三集团军分兵两路，以22个师的总兵力直向北京逼近，大有“先入关中者为王”之势。15日，躇踌满志的阎军在进至距保定25公里的方顺桥时遭到奉军的强力阻击，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决战，此即有名的“方顺桥会战”。20日，奉军对阎军下达总攻击令，方顺桥会战全面启动。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应阎锡山之请于21日至石家庄会商联合作战办法，但鹿秉承冯的意旨，有意报复阎老西电阻第二集团军北上的行径。阎无奈，只得亲赴清风店督战。方顺桥会战爆发后，阎军损失惨重，仅右路军即伤亡万余人，几近不支。右路军总指挥徐永昌派出周玳向韩复榘求援，有鉴于大家过去的友谊及如今的合作关系，韩竟未向冯、鹿请示，便一口答应下来。但就在周刚走，韩就接到了冯的急电，无奈的韩只得“背信弃义”地引军南撤。25日，奉军骑兵趁冯军骑兵撤退之机，猛攻阎军右侧背，阎军终于不支，右翼撤至安国，阎的司令部也撤回石家庄。冯大个终于报了一箭之仇，但也更加恶化了冯、阎二人的关系。随着白崇禧部三万生力军的到达，以及28日蒋的总攻命令的下达，经过了8昼夜的激战后，阎军终于转败为胜，夺取了方顺桥，并向左右两翼展开，对保定采取包围之势。阎军于31日进据保定后，冯玉祥一反前日的消极，立即命大军北进，目标直指北进。张作霖眼见津浦线上的败局即将威及京津地区，不得不下令收缩防线。此时，由于“济南惨案”的猝然爆发，使得中国各界的民族义愤空前加剧，全国各界要求停止内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寓居京津的北洋在野元老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王士珍等人，以及以陈箓为首的北洋政府驻外公使们，都一致通电呼吁“息争御侮”。与此同时，奉系内部的一些爱国将领也在劝张作霖顺应潮流、停战言和。老张为了保持华北残局，自然乐于通电言和。不过，日本政府却企图乘机迫使奉系退出关内，以免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乘胜推进至东北地区。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方案，决定阻止北伐军进入关外，奉军如能主动撤至关外，则“不必解除其武装”。17日，芳泽公使向张作霖递交了备忘录，并以他所谓的“个人名义”再三劝说张氏撤军。张作霖对此非常不满，双方不欢而散。日本军方为了确保在东北的既得权益，不惜调动武装，准备强行解除中国南北双方的武装。然而，一方面是日本天皇对于这项大规模军事行动迟迟不下达“敕命”，另一方面日本的侵华举动也引起了英美等列强的不满。5月31日，田中首相不得不决定搁置了军方请命出兵的议案。不过，在和与战之间一直游移不定的张作霖终于看清了形势，有鉴于己方实力的不足，以及奉系内部主张谈和的新派势力的占据上风，老张便于5月30日下达了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与列强公使话别。2日，通电宣布：“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17】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奉系对北洋中央政权控制的结束，也标志着北洋时代的正式终结。6月3日，一再延期的张作霖专列从北京发出。4日凌晨5时23分，当专列行至沈阳近郊的皇姑屯时，由于剧烈的爆炸，导致张氏所乘铁甲车被炸毁，同车的黑龙江督办吴俊升当场身亡。重伤的老张被送回大帅府紧急抢救，数小时后终因伤重不治身亡，享年53岁。【2019年1月13日暂时评论：这是民国时期又一个大悬案！！！为什么炸得那么准？？？？而且一炸就死了？？？从列车爆破后的照片来看，绝对不是在地面爆破的模样，无论怎么看都是在列车内发生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不能保证暗杀成功的。即使是外行人也明白这个道理。近现代史中像这样的谜团太多了。】 面对险情四伏的危局，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6月6日，他们还特意做出一副一切如常的模样，以安定民心。日本人来打探虚实，都被巧妙地掩饰过去。那位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整天浓妆艳抹，与前来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没有露出破绽。直到张学良微服返回奉天，才宣布发丧。为了稳定局势，奉天当局又下令全城戒严，还要求日本方面约束浪人的行为。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意服从国民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不过，正式的易帜还要等到半年以后。奉天当局的镇定处置，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日本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行止。还在6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便正式否决了白川陆相要求授权关东军出兵的议案，理由是：根据东北政府现状，没有必要使用武力。然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田中义一等人也是应接不暇，以至于终被罢黜。

No.5 事件真相的争论炸车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立即前往现场勘察，声称发现了“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书信残片及炸弹。6月12日，日本政府陆军省发布公报，断言皇姑屯炸车案的制造者“为南方便衣队无疑”。不管怎么说，当时身为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也被突如其来的爆炸案弄得晕头转向，裕仁天皇（当时还没有正式登基）把他招进宫去，严厉斥责了一番，要他限期破案。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调查，日本方面仍然坚持认为此事与日本方面无关，系南方革命军所为。但天皇对这个结果仍不满意，“这个事件再加上据说是首相的处理不当将满洲推入了日本和国际政治的混乱之中，对于年轻的天皇和他的近臣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除掉田中和他的政友会内阁的好机会。”【18】据说正是由于遭罢黜而令生性好强的田中添了严重的心病，以至于次年失意而死。表面看来，当时日本与张作霖的谈判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日本政府确实没有动机谋害张作霖，而且势必还要招来巨大压力。事件发生后，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表现得最为强烈，他指出：“最重要的是维持国际信义，保持国家的秩序和规则。”【19】皇姑屯爆炸案看起来明显不是日本人所为，但铁路又是他们严密保护的，外人很难下手。综合一系列迹象，至少中国方面是认定了此案的罪魁祸首是日本人无疑。与“田中奏折”一样，任日本人百般辩解，也无法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点。这一巨大的疑案，直到二十多年后，终于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在二战后的东京远东军事审判法庭上，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供认：“我杀死了张作霖。”据河本进一步交代，当时一些军政要人不满于田中首相对奉张的政策，主张乘机解除奉军武装，干掉张作霖，河本就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人；他提出：“干掉老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20】河本的整体方案是：“先杀掉张作霖，再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尔后扰乱治安，最后出动关东军。”【21】当时参与策划暗杀张作霖的还不只河本一人，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也曾参与其事。另外，这件谋杀案的另一个主要策动人是时任关东军司令的村冈长太郎。村冈的密谋后来被人透露给了河本，如此一来，关东军内部酝酿的两个谋杀计划，最后便合二为一了。【22】困惑了人们二十多年的疑团眼看已近彻底破除，然而令人们更加疑惑的是：由于河本所提供的证据不足，远东军事法庭竟认为暂时还不能草率结案。如此一个“铁案”，就这样又被悬置起来……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皇姑屯爆炸案的真相又被人重新揭出——此案系苏俄间谍所为！提出了这种一家之言的是托托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一书，作者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俄与奉张的矛盾日趋尖锐，眼见奉张与日本的关系越发紧密，以至于1926年9月苏俄方面不得不策划了一次对张作霖的暗杀行动，该行动因引起奉天警宪的注意而导致失败。在张作霖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后，苏俄方面更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了完成刺张大任，时任苏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的缅任斯基交代道：“必须选派大智大勇、一击必中的同志，完成这项极为特殊的任务。”【23】当时，苏俄高度重视对于中国的间谍工作，其特务人员大量渗透到中国【24】，这些人与中国境内的白俄大量混杂。要选派合适的人员去执行刺杀任务，看起来还不算困难。经过一番慎密的考核，苏俄方面决定让有着丰富的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担任此次行动的负责人，而具体执行人为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功勋特工埃廷贡。后来，为确保暗杀行动的成功，总部又增派了一名兵器专家型特工——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三局的维纳罗夫。“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备制，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25】最终，这次成功的爆炸，共造成53人死亡。对于河本大作在战后的作证，托托指出：由于莫斯科上层掌握和控制了日本前首相、河本的恩师冈田启介，通过冈田，苏俄方面告知走投无路的河本，只要他违心作证，就“不仅能保命，且还能得到永久关照”，河本最终答应了作证。虽然河本已经“招供”，但是慎密的远东军事法庭的专家们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调查，还是不能确证河本的说辞，此案只好被拖延下去。由于许多重要档案已经被苏俄方面销毁，皇姑屯一案也许仍然不能下定最后的结论。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悬案，现代史也概莫能外，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关东军与苏俄方面都有刺张的动机，然而躲在背后的操纵者，总是更为阴险、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