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闻名天下知，十年寒窗你都经历了什么，是怎么挺过来的？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闻名天下知。这句话对我来说体会更为深刻。

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六O年，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老六。出生后，因为子女多，父亲曾一度产生送人的念头，是母亲哀求才把我留了下来。

因为条件差，孩子又多，我与野孩子无异。而且我很小就患有一身的皮肤病，除了头脸、手脚全身长满了疮。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冬天我病发时(夏天病就好了)，天天背着我去村卫生所去打针。这种病一直到我上初中才算好。

记得六岁之前，只要天气暖和我都赤裸着全身在村里村外乱跑，因为兄弟姐妹多，母亲做衣服供不上，再说小男孩家的也无所谓。那时皮肤厚不怕风吹日晒。

八岁我刚上学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拉扯着七个儿女可以想象有多难。白天时要忙农活，晚上还要忙着为我们赶鞋衣(那时衣服和鞋袜全是靠手工制作)，还要挤点时间编织炕席，母亲有这个手艺，靠这个赚点零钱，补帖油(照明用油)、盐、煤等必须拿钱购买的物品。

我们家孩子业余时间(出工、上学以外的时间)都有分工，女孩一般都是纺绵线、织布、做针线活，男孩子围绕家里禽、畜饲养和编织炕席干活。我虽然小也不例外，每天要割一定数量的草保证几只羊食用，晚上干编织席用的高梁杆去皮、壤。

自上学起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在班里的前例。那时候课程少，学习内容简单，加上赶上“文革”时期，没有多少人会太在意学习成绩，反正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大多数人当不可能进城当工人的)。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我初中毕业和高中的第一学期的七七年底。

我们上高中可以说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那一年乡高中突然停止招生，有能力的村可以自行办高中。我们村办起了高中，只要愿意学习的都可以上，当然我也例外。但是办高中是需要师资力量的，大队就在初中教师队伍中选派老师任教。许多老师过去都是教小学、初中，对于高中课程还是有点力不从心，好在当时没有人会在乎教学质量。

七七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制，那一年期未考试是郑州统一下发的试卷。当我看到试题时全懵了，许多内容从未见过，对于我这个考试从来都在90以上的学生来讲，不及格是奇耻大辱。看到这种状况，想想未来的出路，再估量目前自己的水平，想上大学简直是做梦!

当机立断，自己联系，做通妈妈的工作(妈妈是不主张我再上下去，因为她认为上学不会有大的出路，更可能上大学，她曾劝我跟着二姐夫学木工，那是很赚钱的行当)，我转校到别的师资力量较好村高中学习。课程过去丢失得太多，为此我到处寻访“文革”前老高中生的数、理、化课本，借来恶补。

到了七八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我还是落榜了。不过考分相差不多，给了我很大希望，决不能放弃。七九年经过自已多方交涉和利用署假期间给外生产队老式砖窑厂扛砖赚得的学费，又重新踏上了求学之路。

这一年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白天跑到几里地外的学校上课，晚上点着煤油灯熬夜学习。这一年所有饥饿、寒署之苦都吃尽了。然而我仍然以半分之差名落孙山。

一旦心中的烈火燃起就无法息灭。在家庭条件无法再支承我继续学习下时，我选择了“曲线救亡”当兵去。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到部队利用业余时再学习，复员后再考一次，如还是落榜命该当农民。

命不该绝有人救。在部队也可以考大学，经过一年多的部队锻炼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名牌四年本科的军校，终于没有辜负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走进了大学之门。

考上大学而且还是军事院校，对多少年没有出过大学的农村来讲会怎么样。一时间我母亲无限荣光，就连亲戚好象更亲了，当时我成了孩子们上大学的榜样。

说到这里我的故事讲完了，这一切都深深地刻画在脑海里，有苦有乐，也算是曾经拼搏一场换来的印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