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的缘故而引发的罪案。自从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的文字，触怒汉宣帝刘询而遭到腰斩开始，文字狱就在历朝历代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尤以清朝时期最为严重。

明亡之后，清朝统治者对明朝遗留下来的文人，采取招抚的政策。对于不服统治的文人，则是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他们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

因文字而获罪的文人，不但罪及家属门生，就连为其写过传记、碑文、甚至有过书信往来的人，也要追查治罪，刑罚的严酷暴虐，可谓是前无古人。

清朝时期，文字狱持续的时间之长、案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均称空前。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从顺治朝开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其中，顺治朝7起，康熙朝20多起，雍正朝20多起，乾隆朝130多起。就文字狱的规模和惩处结果而言，相较于历史上的其他朝代，清朝也是首屈一指。

满清统治中原之后，清廷对于其先祖曾被明朝统治，并受官袭爵、闻命即从的历史讳莫如深。因此，清廷不但把旧有的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那些收藏与这段历史相关的史籍、甚至继续编写这段历史的人，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

清朝初期，民间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因眷恋故明，于是在民间宣扬“夷夏之防”一类的思想，这对满清的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巩固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清廷对于反清思想进行残酷的打击。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举行了立国以来第一场科举考试。其中一位河南的中举者把“皇叔父多尔衮”写成了“王叔父多尔衮”，被当作是对摄政王多尔衮的“大不敬”。

最终，不但这位考生被治罪，就连主考官欧阳蒸和吕云藻也受到牵连，先后被革职，然后交由刑部处理。这就是满清入关以来的第一起文字狱案，即“科考‘大不敬’案”。

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发生了“函可《变纪》案”。驻守南京城门的清兵，在来自广东的僧人函可身上，搜出了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函可因此锒铛入狱，在被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盛京（今辽宁沈阳）。

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毛重倬在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中，没有使用“顺治”年号。大学士刚林认为其“目无本朝”，触犯了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最终，无论是作者、编辑，还是校对、排版，但凡与此书沾边的所有人“皆置于法”，这就是“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

此案发生之后，清廷设置了一个专门审查出版的言论检查官。所有的诗词经书、话本专集，都必须经过指定官员的审查、校阅之后才可以出版发行。如敢擅自刻印，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至此，清廷的本意还是希望对天下的文人发出警告，让他们安分守己。然而就在此时，却发生了“黄毓祺诗词案”。

黄毓祺是江阴人，曾多次参与反清活动。黄毓祺颇具才华，不但写下了许多反清的诗词，还写了一篇激情澎湃“伐清檄文”。南明永历政权正是利用这篇檄文，招募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因此，清廷对黄毓祺十分痛恨，顺治下旨不惜一切代价抓住黄毓祺。

黄毓祺最终被朋友张纯一出卖，进了清廷的大狱。顺治原本想当众斩首黄毓祺，让天下文人引以为戒。但黄毓祺却死在了狱中，最终被戮尸，其家人发配给旗人为奴。

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发生了“张缙彦诗序案”。顺治在张缙彦的文章中发现了一句“将明之才”，认为这句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那么就无需解释，直接将张缙彦斩首。

可以说，顺治开创了清朝文字狱的先河，他为后来的继任者指出了一条从思想上对百姓进行麻痹、腐蚀、甚至毒害的方法。在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沉淀后，最终在乾隆朝迎来了爆发，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几乎陷于停滞，这种重创难以弥补。

康熙当政时期，对天下的文人采取怀柔和宽容的政策，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文人或者汉族士大夫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因此，一些明朝遗民所撰写的野史笔记以及具有反清意识的诗文集，还可以顺利出版。

虽然康熙朝对文人的态度相对宽松，但是打击异己和威慑汉族士人的文字狱依然存在。据统计，康熙朝先后发生了20多起文字狱，其中尤为残酷的两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和康熙后期的“《南山集》案”。

浙江湖州富户庄廷珑是个盲人，因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到处搜罗资料。

庄廷珑的同乡朱国祯曾是明熹宗天启朝的内阁首辅，告病归乡后编写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但是撰写的《列朝诸臣传》稿本并未刻印。

朱国祯死后，家道中落，其家人听说庄廷珑想编写《明史》，于是以千两银子的高价，把《列朝诸臣传》等朱国祯未刻印的手稿卖给了庄廷珑。

庄廷珑将自己的名字署在朱国祯的手稿上，之后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的史事。

在叙写南明历史时，庄廷珑等人仍尊奉明朝的年号，不承认清朝是正统；在提到明末建州女真的历史时，直接写努尔哈赤的名讳，并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刻印发行之后，起初并无事。被罢官的原归安县（今浙江湖州境内）知县吴之荣是个阴险小人，他看到此书后，便想利用此书向庄廷珑的家人敲诈一笔钱财。此时的庄廷珑已经去世多年，吴之荣并未得逞。于是，吴之荣便向杭州将军松魁告发。

松魁将此事交由浙江巡抚朱昌祚处理，朱昌祚又将此事转交浙江督学胡尚衡。庄家人向胡尚衡行了重贿，将《明史辑略》中指斥满清的文字修改后重新刻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分文未得的吴之荣一气之下，便拿着《明史辑略》的初版告到了北京。当时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对此事非常重视，颁旨由刑部立案追究。最终，庄廷珑被开棺戮尸。庄廷珑的弟弟庄廷钺因受牵连而被诛杀。

曾为《明史辑略》作序的原礼部侍郎李令哲，除了他本人伏法外，他的四个儿子也被诛杀。当时主审官让李令哲年仅16岁的幼子在口供中将年龄减小一岁，按照清朝惯例可以免死，改为充军。

但是李令哲的小儿子非常悲伤地说：“父兄俱死，不忍独生。”始终没有更改口供，最后随父兄一起赴难。

李令哲的序中所提到的朱氏，指的是朱国祯。吴之荣因和南浔的富户朱佑明结怨，便诬告序中的朱氏指的是朱佑明，结果朱佑明父子六人被处死。

杭州将军松魁被罢官，其幕僚程维藩被处死。浙江巡抚朱昌祚、督学胡尚衡向主审官行贿之后，把罪责全部推给初审此案的学官，躲过一劫，学官随后被诛杀。

湖州知府谭希闵，到任才半个月，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以隐匿罪糊里糊涂地和其他涉案官吏一起被处以绞刑。

凡是与《明史》案有关的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处罚，就连那些作序、出版商、读者都无一幸免，下狱者达2000人左右，其中有70人不但被处决，他们的妻儿也大多被发配边疆。此案处罚范围之广，令人发指。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专门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然后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发展到后来，一些歹徒竟然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在书上。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感到非常愤慨，于是他通过走访明朝的遗老以及参考文献资料，撰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戴名世的同乡方孝标，曾在平西王吴三桂的手下做官。吴三桂叛乱之后，方孝标立即降清，得以免罪。

后来方孝标撰写了《钝斋文集》和《滇黔记闻》，记录了南明的一些异事奇闻。戴名世觉得这些事物非常新鲜，便把其中的南明事迹收录进了《南山集》，并以南明桂王死后的次年，作为清朝的定鼎之年。当时，许多人为《南山集》作序，并捐资刊印，刻版寄藏于方苞家中。

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在《南山集》刊印十年之后，左都御史告发戴名世妄窃文名，私刻文集，恃才放荡，信口游谈，具有浓厚的反清意识。

康熙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斩立决，十六岁以下的男子和女子则发配给功勋家庭为奴。同时，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

当时方孝标已经去世，但和戴名世同样治罪，仍被发棺戮尸。其他受到牵连的32名官员，给予了降职罢官处分。

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汪灏王源等人被处以斩刑；为《南山集》刊印出版捐款的尤云鹗、方正玉等人，以及他们的妻儿，均被发配宁古塔充军。

因《南山集》案而受到牵连的多达三百余人，康熙心存不忍，便把戴名世的凌迟处死改为斩刑，原本应该处以斩刑的戴氏和方氏的家人，改判为流放黑龙江。虽然一些人的死罪得以赦免，但仍然有许多人因此案而丧命。

清朝初期，汉族士大夫由于受到清廷的压迫，因此借助文字发泄心中愤恨的情况是存在的；明朝的那些遗臣故老著书立说，并在其中流露出对山河故国思念的情况也是有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的起因，就多少带有这种色彩。

对于满清政府来说，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思想统治，防微杜渐，一旦发现反清思想著作，就严厉打击。后来，清廷愈发神经质，再加上官场上的矛盾，便发生了一连串的文字狱。这些文字狱中，大多并无根据，只是捕风捉影、滥杀无辜而已。

康熙晚年，皇权斗争空前激化，最终引发了“九子夺嫡”之争。雍正即位之后，为了巩固皇权，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以及权臣和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

雍正在位的13年中，共发生了25起文字狱案。雍正前期是因权力斗争而引发了文字狱案；后期则是为了镇压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处理文字狱案的手段，以残酷著称。

雍正之所以能顺利即位，年羹尧和隆科多功不可没。所以雍正登基后，年羹尧和隆科多功恃势无恐，大树朋党，引起了雍正的强烈不满。为了惩治年羹尧和隆科多，彻底铲除其朋党势力，雍正假文字之名，制造了一系列的文字狱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因其妹是雍正的嫔妃，而自己又战功赫赫，自恃功高，骄横跋扈，引起了雍正的不满。雍正想惩处年羹尧，但苦于没有借口。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雍正终于在年羹尧的奏表中找到了“毛病”，一是年羹尧的字迹潦草，二是年羹尧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

雍正借题发挥，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昔日对年羹尧不满的官员揣摩上意之后，联名上奏弹劾年羹尧，数列其九十二条大罪。

雍正下令年羹尧自裁，他的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都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他曾经的幕僚汪景祺被斩首示众。汪景祺曾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给年羹尧收藏。年羹尧获罪抄家后，《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在读完《西征随笔》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写：“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西征随笔》中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意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在处罪谕旨中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最终汪景祺被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他的妻儿被发配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他的兄弟叔侄被流放宁古塔；汪氏族人凡有职衔者，一律革职，交由原籍地方官管束。

受年羹尧牵连的还有钱名世，他与年羹尧有同年之谊。钱名世曾赠诗谀颂年羹尧，其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被赐死之后，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逃。雍正给钱名世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然而雍正并没有杀钱名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禁锢，并让其将雍正亲书的“名教罪人”匾额悬挂于宅中，以示羞辱和惩戒。

这还不够，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自大学士、九卿以下的京官都要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最终有385人奉诏作诗。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作诗批判钱名世不力被发遣为奴，陈邦彦、陈邦直则被革职。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都是雍正的重臣。雍正即位之后，隆科多恃宠生娇，结党营私。最终，隆科多被朝中大臣合议弹劾犯有四十一条大罪。雍正下旨永远圈禁隆科多，其家产用来追补赃银，他的两个儿子也受到了处分。被圈禁的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查嗣庭因隆科多案而受到了牵连，查嗣庭是康熙朝的进士，最初被选进翰林，之后在隆科多的保奏下，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查嗣庭担任江西主考官，所出试题用了《诗经》中有“维民所止”一句。于是有人诬告查嗣庭居心叵测，“维止”二字意在削去“雍正”二字的头。

雍正闻听后非常愤怒，因查嗣庭多次受到隆科多的举荐，雍正将他归为隆科多一党，对其并无好感。之后，雍正派人搜查查嗣庭的住所和行囊，果然查获两本反动日记。

查嗣庭被捕之后，病死狱中。雍正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将其戮尸示众；他的儿子查沄被判斩监候，其他幼子被流放；他的二哥查嗣瑮父子虽然免死，但流放三千里，他的大哥查慎行免罪释放，久惊悸而死。

查嗣庭之案，其主要“罪证”无非是科场题目。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如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诗稿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一句，犯了清廷大忌。徐骏最终以大不敬罪斩立决，其诗稿一律焚毁。徐骏案也仅仅是因为文字犯忌，并没有其他罪证。

要说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案，非“曾静、吕留良案”莫属。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清初屡次乡试未中，于是抛弃仕途，讲学乡里。

吕留良之子吕葆中考中进士之后，任职翰林院，吕留良却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屈志归清。

吕留良长期隐居山林，著书立说，授徒讲学，成为了著名的道学先生。地方官多次举荐他出山为官，都被他拒绝。为了免除干扰，吕留良干脆削发为僧。

吕留良去世后，所留下的著作中记录了许多清朝的事迹，他下笔行文毫无顾忌，尤其对康熙朝的时政多有指斥。

湖南人曾静前往州城参加科考，偶然看到了吕留良的部分诗文，他对文中力倡“华夷之别”非常感兴趣，于是就派弟子张熙前往吕留良家中求得吕氏遗书。

吕葆中不但把先父的遗书全部给了张熙，还把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以及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等人介绍给了他。曾静、张熙和这些人志趣相投，来往密切。他们以“华夷之别”为思想基础，谋图反清复明。

曾静等人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而满清则是金人的后裔，他们认为岳氏和满清是世仇，再加上岳钟琪曾是年羹尧的部将，而雍正对其态度冷淡。曾静等人想拉拢岳钟琪反清复明，于是派张熙前往游说。

张熙向岳钟琪投递书信一封，信中列举了雍正的罪状，并力劝岳钟琪拥兵举义，光复明室。

但张熙弄巧成拙，反而中了雍正和岳钟琪联手设置的圈套。当曾静、张熙见到雍正那一刻，才明白被岳钟琪出卖。于是二人立即伏地认罪，供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雍正命浙江总督查抄了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家藏书籍，连同所有人犯一起解送京师审讯。

针对吕留良的“华夷之别”，雍正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进行辩论。当然，该案的定罪和处罚都非常严酷。

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和严鸿逵被戮尸，沈在宽被凌迟处死，吕氏和严氏家族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斩首，妇女幼童则发配东北边疆为奴。其他刊刻收藏吕氏文集的人，基本都受到严厉惩罚。

雍正将《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各地，并让曾静、张熙二人亲自前往江浙地区进行宣讲，当众忏悔认罪，消弥反清意识。

雍正不杀曾静、张熙，也不允许继任者杀他们。官面上的理由是他们认罪态度好，其实是拿他们当工具使用。

乾隆即位之后，看不起曾静、张熙这两个软骨头，于是以二人曾经恶语中伤先帝为由，将他们诛杀。

乾隆朝的文字狱共发生了130多起，占整个清朝文字狱案件的绝大多数，并且主要集中在乾隆中期，前期和后期文字狱较少。

当时因文字而罹祸的人，遍及全国各个阶级和阶层。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所制造的文字狱，如脱缰之马，不可控制。

乾隆即位之初，为了笼络人心，先是下令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随后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了避免因文字获罪而造成冤狱案件再次发生，乾隆不但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的“请宽妖言禁诬告折”，还批准刑部的建议，对于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人，如审无实迹，必须严究。

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文字狱再次死灰复燃，起因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当时所谓孙嘉淦的伪奏稿，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孙嘉淦官至刑部、吏部、工部尚书，署翰林院学士，他生性耿直，以敢言直谏而出名，很有社会声望。因此有人冒孙嘉淦之名写奏稿，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

乾隆因此大怒，下令各省巡抚以及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炮制者和传布者。在皇帝的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在连续追查的过程中，伪案百出，有挟仇诬告报复者，有受人嘱托为其开脱者，有屈打成招者，甚至还有教供串供者，附会迁就，株连扰累。总之，此案弄得是人心惶惶。

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昌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之后，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之下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是同谋。

乾隆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追查伪稿，不但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而且受到牵连的人也是不计其数。乾隆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于是把卢鲁生父子和刘时达父子作为替罪羊。

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刘时达等人判为秋后问斩，他们的亲属照便连坐。

对于那些办案和审讯不力的官员，也是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适让、知府戚振鹭等被革职查办，交刑部论罪；两江总督喀尔吉善、漕运总督瑚宝也被革职问罪。

伪稿遍及全国正好说明了此议深得人心，作为皇帝，乾隆应该闻过即改才是。但是乾隆不但意识不到自己的过错，反而认为之所以发生伪稿遍及全国的事，是因为自己宽松的政策纵容了 “诽谤”。

于是乾隆决定改变宽缓的政策，采取先帝的严猛苛政，在全国进行大力整饬。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与傲骨俱丧，敢于直言的人越来越少。

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发生了“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乾隆认为胡中藻诗句如“一把心肠论浊清”，“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等有悖逆、含诋讪怨望的意味，而且多是针对自己而发。

最终，胡中藻斩立决，鄂尔泰因胡中藻是其门生，被撤出贤良祠，他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被赐死。

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举人王锡侯在其撰写的《字贯》 凡例中忘记避讳，将康熙、雍正庙讳及乾隆御名悉行开列，被认为大逆不法。

最终，王锡侯斩立决，他成年的子孙被判斩监候，妻女以及年幼的子孙被流放。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已经致仕回家的尹嘉铨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及从祀孔庙，此事引起乾隆的震怒，坚决未允。

后来乾隆在尹嘉铨的著作中发现了悖逆之语，如尹嘉铨自称为“古稀老人”，擅论“朋党”等。最终尹嘉铨被处以绞刑，其著作全部销毁。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祝庭诤编撰的《续三字经》中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被认为“隐寓诋谤”，最终获罪。

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安徽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曾祖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他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狂悖之语，其中的“卜太平”被认为是暗指当今不太平。

戴移孝、戴昆虽然已经去世数十年，但仍然被开棺戮尸，其孙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戴氏家族多人因此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女等被发配边疆为奴。

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杭州诗人卓长龄的《忆鸣诗集》的“忆鸣”二字，被认为有“追忆前明”之意，而且在他的诗集中发现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读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等“狂谬背妄之语”。 卓长龄及其子孙已死多年，仍被刨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

当时的文人，为了避免文字狱，常常把涉嫌的字眼用其他字代替，或者干脆空出不写。如此一来，使得文章诗词文理不通，雅韵全无。后来，甚至连“胡”、“虏”、“夷”、“狄”等也成了避讳字，书籍中往往空格不刻。

乾隆后期，由于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思想文化领域的约束才有所放松，文字狱也逐渐减少，但余威尚在，人们心头的惊悸犹存。

嘉庆亲政之后，改变了乾隆朝严酷的文字狱政策，开始着手平反，此后文字狱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