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

东林党的兴起和发展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东林党出现于晚明时期，对当时和后世的经济政策、政治趋势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林党的出现与晚明的政治、经济特殊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东林党与阉党、浙党及其他派系的激烈争斗构成了晚明“党争”的重大政治事件，对晚明的政治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对起评价历来存在着很大争议。

从文化思想发展来看，东林党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思想理念和道德情操，又对于反对空谈，促进实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东林党使学术与政治混淆起来，使学人严重地卷入到政治争斗中，党同伐异，无休止争斗，这使得学术严重政治化和功利化，影响了学术思想的正常发展，造成了畸形的学术发展现象，其影响也有其消极性。

东林党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它的出现与晚明的局势是密切相关的。

明朝中期以后，朝廷的政治日益败坏，明廷权贵和腐败高官利用特权和权利压榨民众，致使民众很难生存，导致民众不断奋起反，政治腐败使朝政很难顺利运转，而压榨严重致使税赋大量减少，经济陷入困境，如果局面不及时改变，明朝将难以继续存在。1573年（神宗万历元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着手推行改革，他在政治上，整治吏治、细化管理措施；在经济上，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军事上，整顿军纪，强化军事力量。当时，神宗皇帝即位时才十岁，张居正是辅政大臣、内阁首辅，手握重权，而且，他的政治能力很强，致使改革能取得一定的成效，明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但是，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之后，神宗皇帝亲政，他原本就对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享乐存在不满，因而，他一掌控朝政，便对张居正进行清算，废除了张居正的很多改革措施，将张居正的“新政”大肆进行改变。神宗帝废除了改革措施，但又没有新的办法，致使明朝的政治经济局势又陷入了困境。在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形成腐败的政治集团，致使政治黑暗，宦官专权，财政拮据，军事衰败，而艰难维持的朝廷政治局势又要靠苛征暴敛的措施来维持，明朝国力逐渐衰退，渐衰。当时，关内各地有民众起义，而在关外，满洲人的势力逐渐变强，不再顺服于明廷的管辖，并开始对明朝构成威胁。

正是面对着明朝的内忧外患、国势日衰的严峻局面，一些文人学士开始热议国事，主张改革弊政，发出了政治变革的呼声，这便是东林党崛起的背景。

东林党崛起于万历朝，它以江南士大夫为主体，既是一个学术团体，又是一个政治集团，它的创办是从顾宪成被革职回乡之后修复东林书院并在其中讲学和热议朝政时开始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及改调等事务，次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的人才，顾宪成提出了一些人选，但他所推的人选皆是明神宗皇帝所讨厌的，而顾宪成固执己见，而且触怒了神宗，他被削去官籍，令其回乡。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回到了江苏无锡，他同其弟弟顾允成一起倡议维修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原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是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在东南一带很有影响，但后来荒废了。顾宪成回乡后，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将东林书院翻修一新，之后，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所谓的“东林八君子”，还有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在东林书院中讲学，逐渐恢复了书院的名望。顾宪成了泾阳先生，后来，又被称为东林先生。

东林书院

党争一起，便很难停止，朝中各党阵营分立越来越分明，致使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癸巳京察，而臣僚乘机徇私毁誉，他们各自结援同党，展开争斗，致使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如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等皆被斥黜。倾向于东邻党的御史袁可立因申救同僚得罪了浙党的沈一贯，沈一贯利用其辅臣之便，怂恿万历帝罢了袁可立的官，而袁可立是一个很有政绩的老资格大臣，他被罢官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成了党争的初期重要事件。袁可立被罢职之后，朝中言官又弹劾了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等，党争之火难以熄灭。

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党争变得更激烈，当时，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此时距癸巳之争已有十二年，但党争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更白热化了。当时爆发了“伪楚王案”，楚王朱华奎的出身受到质疑，楚府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趆认为朱华奎为假王，引发了持久的楚王与楚宗之争。案件报道礼部，时任礼部左侍郎、署尚书事的李廷机认为言辞太繁，要求简要上报，而浙党沈一贯为打击东林党势力，拿此事来做文章，他唆使其心腹、给事中钱梦皋和巡城御史康丕扬弹劾礼部“壅阏群议，不以实闻”。而郭正域则以沈一贯指使沈子木“匿疏阻勘”和接受楚王贿赂等事上疏争辩。沈一贯和朱华奎又上疏，指控郭氏乃湖广人，和朱华奎有仇怨，私下与朱华趆勾结，华趆进京就住在其兄国子监丞郭正位家中，郭正位为之出谋划策等。朱华奎也上疏弹劾郭正域，郭正域继续上疏辩解，当时万历帝没有理会，郭提出辞职，郭正域最后虽未被加罪，但也被罢职回籍听勘。

“唯楚王案”引发严重的党争，后来形成了沈一贯与东林党的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而沈一贯因不满而故意怠政，他称病闭门家居，致使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因此而指出当时党争的危害：“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息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明史·叶向高传》）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启动，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京察，徐绍吉、周永春等想借机策划以倾覆东林党，但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了。辛亥京察虽没有像其它京察时展开激烈党争，但此时朝廷的党争却已形成南党与北党之争，东林党被围攻的状况出现了，南北党互相攻击，争斗不停。京畿道御史徐兆魁曾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决胜党附。”（《国榷》卷八十一）。

党争导致了阁部大臣长期缺官员，而万历帝亦亦置之不理，朝中大臣和世卿权贵互相攻击，相互弹劾，内阁辅臣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上奏曰：“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为避免阁臣缺员状况，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而神宗一概不理，或许，神宗对党争也烦透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又开始了，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这是神宗朝的最后一次京察，借此机会，齐党的亓诗教、周永春联合楚党的官应震、吴亮嗣及浙党的姚允文、刘廷元等，三党合攻东林党，在朝中大肆斥逐东林党人，明王朝的朋党之争变得非常激烈，包括神宗在内，谁都难以制止了。

此间，发生了“梃击案”，后来又发生了“红丸案”和“移共案”，围绕着“国本（皇位继承人）之争”等激烈争吵。在发生于泰昌元年（1620年）的“移宫案”中，东林党终于暂时在党争中占据上风，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因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得以有机会主理朝政，在他们的运作下，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袁可立等东林党的重要人物被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持京察，赵南星掌吏部，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的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被认为“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东林党乘机驱逐敌对的各党，在朝中获得了胜利。

不难看出，明末考核京官的京察制度已经沦为党争的工具，一遇京察，便是党争最剧烈的时候，京察是提拔官员的根本途径，而党争不止，对明王朝的危害巨大。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如此争斗，晚明焉能不衰。

党争不断

东林党与皇帝的矛盾，最主要表现在关于税赋上，朝廷银两严重空缺，而东林党反对向江南商业征税，矛盾便不可调和。

东林党支持天启帝朱由校继位，功劳很大，但是，东林党在党争中获胜之后，便更积极干预朝政了，渐渐与新皇帝有了矛盾，而天启帝重用魏忠贤的“阉党”，致使东林党与“阉党”的矛盾很激烈，因为当时魏忠贤主要是代表皇帝的主张。面对着东林党人党争不断，弹劾不休，干预朝政越来越厉害，朱由校渐渐感到东林党人不可重用，而且，更关键的在于，东林党代表着江南工商富豪的利益，而国库空虚，需要增税，而税赋的工商业是重要的新税源。天启皇帝希望魏忠贤对工商业收税，而东林党人极力反对，这便成了皇帝、魏忠贤与东林党人的最尖锐的矛盾。

顾宪成画像

历来对东林党的评价存在争议，褒贬不一，褒者极力颂扬，赞其忠贞爱国，维护朝纲；而贬者责其误国误民，致使王朝衰落。

首先，东林党人自己的评价挺高的，比如，李三才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上疏道：“东林者，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圣希贤。而从之游者……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艺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万历邸钞》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他还说，“不有东林，乾坤崩塌久矣！东林岂亡明者？攻东林者亡之也。”（汪有典《史外》卷六《高忠宪传》）

其次，后世的评价也很高。比如，张安奇于《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一文认为：“从表面看来，似是由于正直一派官员操之过急，以及除恶务尽的策略错误导致失败，故后人有批评指责东林官员”对于明王朝的灭亡，“似乎他们与阉党负有同样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东林党'一方的所作所为，则比较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们对贵族大地主独裁专权和腐败邪恶一派的斗争，具有积极意义”。

再如，张显清于《明代政治史》认为：“东林党人的活动正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良心'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东林领袖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里邪恶势力的较量中，遭到彻底毁灭，但是他们仍以基督式的悲壮殉难，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他们为民请命的义举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犹如点缀封建末世夜空里的璀灿星辰。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给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

再次，对东林党的负面评价也非常严厉。如许重熙于《宪章外史续编》中评价说：“时锡爵、一贯、赓、廷机诸辅传灯，一二孤愤之士建言被逐，于是聚徒讲学，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凡生长其地、宦游其地者，或实意仰高，或葛藤相绊而靡然从之，门户之名立矣。遥制朝绅，迫挟台辅，夷跖惟其所造。复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资，门户之威炽矣。”

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特以领袖数人，大抵风节矫矫，不愧名臣，尙为瑕瑜不掩云尔。”

最后，客观地说，东林党废除工商税的态度和主张在当时是错误的。当时，辽东战事吃紧，缺饷严重，加上各层军官层层盘剥，士兵粮饷严重不足，士气低下，边关将领上奏要钱，而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人却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坚决反对征收工商税，致使负担又落到农民身上，造成李自成等农民起义越来越壮大，兵进北京，崇祯自杀等，这是东林党的失职和失误。

还有，东林党的失败是传统道德观念和士人干政的失败，而非积极的改革措施。比如，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此外，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也认为：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而这对于振兴朝纲和恢复国力是很难有实际效益的。